通过熟悉非洲人贩喜好的商人操纵，利物浦，这个贩奴运动的后起之秀，从1740 年代开始，逐渐超越伦敦和布里斯托尔，在 1780 年代一跃成为血债累累的“欧洲贩奴首都”。总计近 150 万的非洲黑人（占欧洲贩奴总量的 10% 以上），被束缚着手脚离开西非，颠沛流离到西印度群岛，为利物浦换回蔗糖、朗姆酒、烟草和棉花。

　　*默西塞德海事博物馆，事无巨细讲述着从移民潮到泰坦尼克，再从两次世界大战到港口衰落的故事。

　　也因一些商人家庭的非佣需求，加上一些西非酋长贵族把儿子送过来受教育，以及大批非洲裔船员开始受雇于运输棕榈油的货轮上，

　　历史学家 Ray Costello 自述：“（我）有据可查的先祖，是被贩卖到百慕大后来成为鞋匠的 Francis James。他的儿子、我的曾祖父 Edward 在《废奴法案》刚颁布的 1833 年出生，14 岁就出海，最终定居利物浦后，娶了个本地老婆，在黑人聚居的 8 区 Wellington 大街开了鞋铺。从此家族里的跨国婚姻就屡见不鲜，在英美白种人之外，还有加纳、尼日利亚、巴巴多斯、丹麦的血统；鞋匠的子孙们也散见于各行各业：语言学家、药学家、历史学者、教师、教堂执事、工厂老板、厨师、社工……”

　　而一些有着贩奴前科的富商和企业，则用了近 200 年时间努力漂白自己。自由党人威廉·格莱斯顿曾在 19 世纪四任英国首相，而他的父亲约翰，则是牙买加和英属圭亚那的大种植园主，并在《废奴法案》生效后，积极为奴隶主争取补偿，自己也从中收益 93526 英镑。

　　“他们会记得我们被贩卖，而不是我们的坚强；他们会记得我们被买入，而不是我们的勇敢。”“我们会记得！”

　　如今，作为城市重要景观的阿尔伯特船坞，以及码头顶那被誉为“美惠三女神”的皇家利物浦大厦、丘纳德船舶公司大厦、利物浦港务大厦，均是在贩奴贸易被禁止后，才随着常规人口流动和货运往来而兴起的。

　　从1869 年到 1967 年，从孤儿院、童工厂甚至穷苦而狠心的父母家里，被迫远走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孩子们。

　　在焦灼的“一战”状态下，1915 年 5月1日，德国大使馆在美国报纸上登出声明，称任何乘坐悬挂英国旗帜商船的美国旅客，其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。但或许是因为自信足够快的航速，抑或认为德国人不敢乱来，搭乘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的大批美国乘客并没把警告当回事。5月7日，邮轮驶入爱尔兰外海时，德国 U20 潜艇发射的两枚鱼雷兑现了承诺，造成 1198人死亡，也成为美国加入“一战”的导火索。

　　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利物浦角色和故事，也作为海事博物馆中最为重头的部分，跟着卢西塔尼亚号铺张开来。

　　从猎奇角度，最有意思的部分，当属博物馆儿童教育中心门外，一个叫作“水手， 你好”的海洋同性恋生活特展，这基本只是一本有着照片、裙装等极少展品的立体教科书。

　　曾几何时，远洋客轮就是男同性恋的天堂，1960 年代时船上的同志比例已超过一半。

　　一旦上了船，弯男们就简直觉得进了一所“同志大学”。不过那时候，在邮轮上工作时，男同们还是会提防自己的形象和行为，以免吓到“直客”，只是把自己小船舱打扮漂亮、并在私底下组织“文艺汇演”。抵达外国港口时，他们能大量结识临时的“国际好基友”。回家后，保守社区来的那些男孩，会产生严重抑郁症甚至可能自杀；而开放社区来的则干脆公开出柜。

　　直到 1980 年代，女性船员和多种族雇员的增加，减少了货轮“基口”，英国同志间的秘密语言“Polair”也濒临衰亡。

　　利物浦实在离不开披头士的四个小伙，而他们作为跨越大洋改变全球文化的“不列颠入侵”，也理应算作城市海事记忆的一部分。至少影响他们的那些音乐，也曾是“二战”时的驻地美军陆续带来的。

　　男孩们出道的洞穴俱乐部（The Cavern），如今已经搬到了对门；每天下午2 点开始，都有各种追求独立个性、却又困于伟大前辈灵魂的歌手，被迫“卡拉OK”几曲披头士。因为同名歌曲，远一些的便士巷（Penny Lane）的路牌不断被崇拜者偷走，街道办只好干脆把它挂到姚明都够不着的高处去，其实命名此巷的人，也是一位与四十几趟奴隶贸易相关的商人 James Penny。